樊祖荫 文

      我是1956年夏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作曲专业的，至1960年夏天毕业、升入本科，在附中生活、学习了整整四年（当时高中部的学制为四年）。至今虽已过去60多个年头，但所经历过的许多人和事仍历历在目，不能忘怀。附中的校园先后设在漕河泾与东平路，现各取其事一则记录如下。

上音附中1956级作曲科师生合影，

前排右起陆钦信先生、刘炜；

第二排右起，陈燮阳、崔荷生、陈应时、樊祖荫。

一

我进入附中时的校址在上海西郊漕河泾，附中与大学在同一个校园里。那是个至今想来仍值得音乐学子们羡慕的理想校园，专门为音乐学院而设计建造：不仅有宽大明亮的教室、隔音良好的琴房、书谱繁多并带有放送设备的图书馆、音响效果不亚于音乐厅的大礼堂，还有宽大的草坪和潺潺流水的小河，我和同学们不止一次地于周末划着小船在河中嬉戏……。

难忘漕河泾校园，更难忘第一次在校园里偶遇贺院长的情景：

记得开学不久，在一个初秋的傍晚，课后我正与一个高班同学在草坪旁散步，迎面走来了一位老师，同学悄悄告诉我：“贺院长来了。”由于是第一次见到院长，我心里既激动又紧张，我们在叫了一声“贺院长”之后，即伫立路旁等候他走过去。他却停下了脚步，看了看我说：“你是附中的新同学吧？叫什么名字？”随后又问了我的籍贯和专业。在我一一作答之后，他又笑着说：“你这个姓氏在我们学校很少。考进来不容易，要好好学啊！”他那慈祥的面容、稍有点沙哑的话音，从那时起，就印在了我的心里。

第二次见到贺院长，是在1958年。记得那年举行全院的开学典礼，贺院长发表即席讲话，在谈到要我们认真学习民间音乐时，他带着极兴奋的神情告诉大家：“我刚从广西回来，那里有许多民间合唱，其中还有着很美的大二度和声音程，这是我们特有的音乐。”自此之后，这“大二度”始终萦绕在我心头，念念不能忘怀，总想搞个究竟。但当时缺乏必要的的资料和条件，对民间合唱未有接触。直至1963年，我在本科四年级时转至黎英海教授班，才开始在黎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和研究民间多声部音乐。当时，在声乐系进修班中有不少广西歌舞团的学员，我常常跑去听他们演唱广西各民族的多声部民歌，一边记录，一边请他们讲述与民歌相关的历史和民俗事项，采集、整理了不少资料，后来，以这些资料为基础，又参考、吸收了既有成果，对包括“大二度”和音构成规律在内的音乐形态做了具体分析，写作了我的第一篇研究论文《广西多声部民歌规律初探》。70年代后期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担任和声教学工作，在教学实践中渐渐认识到，我国高等音乐院校作曲专业所采用的和声学教程，主要讲述“共性和声”，既没涵盖古典乐派之前的内容，也没有涉及近现代技法，更没有与中国的音乐实际相结合，这对于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们的知识需求来说，是远远不能满足的。为弥补上述缺陷，我开始思考和声教学改革方案，并制定了向传统和声学两端进行扩展研究的计划。当逆向追索、寻找和声的源头时，沈知白先生的《和声在中国已往不能发展的原因》[1]一文中所说的、欧洲专业的多声部音乐源于民间合唱的话，给我以极大的启示。我想，我们是否也能从我国自己的民间合唱中找出多声音乐的规律来呢？此时，贺院长关于广西民间合唱的那次讲话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，于是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深入到各地、各民族中去，弄清我国民间合唱这个“中国特有的音乐”的构成规律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深入下去，在20多年的时间里，陆续到过40余个民族的聚居区调查、采集民间合唱的资料，足迹遍及除西藏之外的所有省、区，积累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，并最终写成了学术专著《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》（人民音乐出版社，1994年初版；2014年出版增订版时，书名改为《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》，收录于《中国音乐学文库》之中）。可以说，贺院长的那次讲话，是我长期从事研究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精神动力。在这本书的后记中，我记述了贺院长的上述讲话及对我的影响，并把出版后的第一本样书赠寄给了敬爱的贺院长，作为学习成绩的汇报。

我上大学之后，还曾几次见过贺院长，并直接聆听过他对我习作的批评指导意见。这些，我都在他逝世后所写的悼念文章《万世师表，育我莘莘——深切悼念贺绿汀院长》（《中国音乐》1999年第2期）中做过记叙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[1] 沈知白：《和声在中国已往不能发展的原因》，原为内部刊印稿，后发表于《音乐艺术》1982年第2期。

1986年11月随桑桐院长访问苏联，与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会谈

二

     大约是在1958年的下半年，上海音乐学院及附中整体搬迁到市区，大学搬到汾阳路20号，附中则在邻近的东平路9号。东平路9号院是上海有名的花园洋房，传说解放前曾做过国民政府主席的行宫。我们上课用的平房是新盖的，原来的洋房做了办公室。花园不大但很精致，里面有草坪绿地与波光粼粼的小湖，湖边树木成林，林中鸟儿花香，行人散步其间，煞是惬意，是我们课余休息时的好去处。有照相机的同学常为大家在此留影，我曾保存有一张湖边倒影的照片，前些年还翻出来看过，最近一次搬家后却找不到了，甚是遗憾。

我们作曲专业的主科老师是陆钦信先生，她毕业于上海老音专，曾师从黄自先生，自上音附中建校以来，就一直在附中作曲学科执教，培养了众多著名音乐家，被誉为上音附中的“作曲科之母”。陆先生美丽端庄，为人和善，颇有大家闺秀之风。说话总是那么轻柔，从不高声，即使在批评你的时侯也是如此，我就经历过一回。因我那时喜欢写歌曲，在《儿童音乐》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歌曲作品，许是因此而对课程学习（包括和声课）有些放松，这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在一次和声课上，她结合对一首歌曲的钢琴伴奏进行和声分析时，有意放缓语速插了一段话（大意）：“听说我们班有同学爱写歌曲，还在音乐杂志上发表，这很好。但完整的歌曲作品不能只有旋律，有的要有伴奏，有的还要有合唱，这就需要和声，和声是专业音乐创作的基础，希望大家进一步重视和声学习。”她虽然没有点名，我们班爱好歌曲写作的也不止我一个，但我知道老师的批评是针对我的，上一节和声改题课时，她对我的作业就不是很满意。自此之后，我不敢对和声学习有所懈怠，并想了两种措施予以加强：其一，专心听讲，认真做好作业，每道题都试着做两种不同的方案；其二，从图书馆借来几种不同的和声教材自学，有问题直接请教陆先生。与此同时，我开始试写运用和声的合唱、伴奏和钢琴小曲，从留存至今的几首小品来看，当时的和声运用，不自觉地带有一点探索的意味，如童声合唱《喂得猪儿肥油油》（人民音乐出版社，1962年活页本）中，把三度结构和大二度与四五度相结合的和弦结构并用；钢琴小曲《小鸟的歌》（后经稍作修改发表于《音乐创作》1988年第4期）中，用远关系调的和弦连接造成的强烈的色彩对比等（这些习作大多经陆先生的指导）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，不仅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高，而且渐渐地使我对和声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1959年，黎英海先生的《汉族调式及其和声》出版不久，我的同窗好友王师禹同学在书店看到后即买了一本送我，我边看边记笔记，把与现用教材不同的概念、有疑问的和不懂的问题都记在上面，准备请教陆先生和黎先生。在老师们的教导和影响下，我对学习和声的兴趣越来越浓烈，促使我在本科四年级时转入黎英海先生班，决心以和声学作为我今后学习和研究的专业方向。

1973年10月，我所在的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均合并到“五七”艺大音乐学院（不久恢复为中央音乐学院），开始我被安排在作曲教研室教作曲，1978年招收的学生数量较多，因专业和声教师缺人，我被系领导指定改教和声，所用教材是斯波索宾的《和声学教程》。这一班的学生思想活跃，善于提问，特别是瞿小松等人所提的几个问题令人深思: “现在您教我们的是欧洲大小调的和声，那么中国风格的旋律该用什么样的和声?” “我们在音乐创作中又该如何运用近现代的和声手法?”这些，也正是我日常所关注、所思考而没有获得解决的问题。要想系统地予以回答，就得对中、西音乐与中国当代音乐创作进行深入研究。我制定的研究计划分成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一方面学习、了解欧洲自9世纪至14世纪的多声部音乐创建、发展的历史，另一方面展开以民间合唱为主的我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研究; 第二阶段在了解、学习欧洲近现代和声手法的同时，结合中国当代音乐创作，进行五声性调式与近现代技法相结合的和声研究。在第一阶段的任务告一段落（见前段所述）后，我于1999 年申报了《五声性调式和声研究》的国家课题。课题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 收集、阅读自我国第一篇涉及五声性调式和声的文章 ( 赵元任的 《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》) 以来的各种和声学著述，梳理、总结前辈和同仁们所提出的相关理论和观点，指出尚存的问题，提出本课题的研究任务，作为全书的绪论。

2. 总结我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的和声规律，把它作为五声性调式和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。

3. 阅读、分析中外与五声性调式和声相关的音乐作品(以中国当代作品为主)，对各种和声技法（包括三度结构、四五度结构、二度结构、纵合性结构以及变和弦、调式调性的变化、扩展等）予以分类，研究、总结各类技法的构成规律，并使之系统化。 

4. 拓展思路，进一步研究五声性调式的基本特征，并研究其与近现代和声技法相结合的可能性（包括复合和声、线性和声、调性扩张与十二音技法等），以便将五声性调式拓宽为一个开放性的调式体系。

5. 通过写作实践，对五声性调式和声与各种技法结合的可能性予以实证。为此，我写了运用各种和声技法与不同织体形式的百余首民歌小曲，作为相关章节的谱例，后分别编成《儿童钢琴小曲———中国各民族民歌 56 首》与《小花鼓——中国民歌儿童钢琴小曲 61首》两本曲集，交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。

全书完成后定名为《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》，于 2003 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。黎英海先生为其作序，认为“本书较全面地反映出本课题领域在理论上及创作手法上的多样性，扩大了本课题的视野和研究范围，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，具有很高的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，对本领域的理论研究必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。” 此书出版之后，受到了和声学界的重视和欢迎，还获得了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。为各音乐院校在教学中方便使用，我又于2011年将其编写成《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写作教程》（人民音乐出版社，2013年4月出版）。随后又对原著作了修订和充实，并于2017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增订版。

1995年秋与恩师黎英海先生一起参加广西国际民歌节

      上面，我把我在附中学习时遇到的两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，与以后我所从事的学术研究联系起来进行了汇报。回顾我的成长历程，如果当时没有贺院长引导性的讲话，没有陆先生善意的批评与严格的要求，没有黎先生的直接指导，就不会有我的今天。感谢上音附中为我打下做人和做学问的扎实基础！感恩贺院长、陆先生、黎先生与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们！

摄于1994年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任内

      【作者简介】樊祖荫（1940-），浙江余姚人。中国音乐学院教授、和声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向博士生导师、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。历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、《中国音乐》主编、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会长、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、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。曾发表各类体裁的音乐作品200余首；音乐学术论文百余篇；主要著作有《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》、《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的理论与方法》、《歌曲写作教程》、《中国五声性调式和声写作教程》、《樊祖荫和声研究文集》、《音乐与人》、《我国少数民族音乐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》、《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研究》等。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，1995年获文化部优秀教材二等奖，1999获文化部首届“区永熙优秀音乐教育奖”，2006年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。